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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

发布时间:2020-04-13     来源:中国人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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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结构逐渐简化、抚育功能趋于弱化,城市双职工家庭的数量不断增长,而传统的单位福利性托幼体系瓦解,0~3岁婴幼儿照料责任主要由家庭来承担。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人们托育服务需求不断增加,相关调查显示“无人照护”成为一些人放弃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家庭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日趋旺盛,然而托育服务市场却面临供给总量匮乏、供给结构失衡与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这些问题深刻影响着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与育龄人群的工作—家庭平衡。

为了回应新时期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早期保育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托育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首先了解当前家庭的养育模式,准确把握群众的托育服务需求,避免落入“供给偏离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困境。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此前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展了育龄家庭生育意愿与托育服务需求调研,发现目前城市家庭的婴幼儿养育模式与托育服务需求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父母为主,祖辈辅助”是当前城市家庭普遍采用的婴幼儿养育模式,家庭承担着较为沉重的养育负担,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调研发现,在养育0~3岁婴幼儿的过程中,母亲是最主要的婴幼儿照顾者,母职和父职关系失衡,祖辈普遍承担着婴幼儿的日间照顾责任;49.08%的家庭主要采用父母和祖辈共同养育的模式,28.62%的家庭主要采用父母独立养育的模式,11.31%的家庭主要采用祖辈养育的模式,仅有5.11%的家庭主要采用请保姆或送全日制托班的养育模式。在此背景下,育龄女性不得不承受着职业发展与生养子女的双重压力,托育服务供给短缺使得其只能更多地依靠祖辈照料来缓解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在婴幼儿养育遇到的困难方面, 分别有28.90%、16.89%和14.38%的城市父母表示遭遇过 “照料时间、精力不足”“照料负担沉重”与“没人帮忙照料”等照料困难;分别有9.54%与9.32%的城市父母表示面临过“婴幼儿喂养经验、知识不足”以及“不懂儿童早期教育方法”等教养经验不足的情况;还有16.53%的城市父母表示遇到过“和老人育儿观念不同”的情况。因此,育龄家庭亟待制度化的婴幼儿照料支持,以减轻其所承担的养育负担,有效提升家庭养育能力。

其二,城市父母倾向于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其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出“安全为重、保教融合、普惠可及”的偏好特征。研究显示,城市父母更愿意选择有监控摄像头的托育服务方案,并且对于安防监控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最高。这既表明了托育服务的安全性最为父母所看重,同时也反映出目前托育服务行业的公众信任程度偏低。其次,城市父母更愿意选择能够提供早教服务的托育服务方案,对于早教服务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仅次于安防监控属性,表明城市父母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已不仅仅停留在婴幼儿托管照料这一层面,对于婴幼儿早期智能开发越来越重视,期待更多富有责任心、掌握婴幼儿早教知识的保育人才进入该行业。此外,城市父母更愿意选择有政府参与、送托时间灵活、离家更近、保教费用更低的托育服务方案,表明当今社会中儿童养育责任逐渐从家庭领域扩展到国家和社会领域,城市父母普遍认为政府应在托育服务供给中承担责任,“普遍惠及、方便送托”是新时期家庭对于托育服务体系价值取向与布局原则的期待。

其三,不同个体特征的城市父母做出的托育选择存在异质性。研究显示,在面临相同的托育服务方案时,越年轻的父母与家庭年收入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父母越倾向于选择购买托育服务。这一方面反映了上述人群的养育观念更加开放,对新兴的托育服务接受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人群可能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在养育婴幼儿的过程中更需要社会化照料服务的支持。此外,与孩子已满3岁但是有再生育打算的父母相比,正育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承担着现实的养育压力,因而其更倾向于选择购买托育服务。

基于上述调研发现,笔者认为应立足群众托育需求,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

    一是推动科学养育指导服务朝常态化方向发展。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妇联与工会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应加强协作,依托社区托育点、托育机构、家长学校、非营利组织等平台,并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向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服务。科学养育指导服务应涉及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科学养育知识的咨询与指导,增强家庭的科学育儿能力。其次是科学养育观念的宣传,加强亲职教育尤其是提升父职抚育意识,化解父母与祖辈间因养育观念不同而引发的家庭矛盾。此外,还应提供产后女性就业咨询与指导,帮助产后女性更好地适应社会角色转变,为其重返工作岗位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服务。

  二是推动托育服务供给水平朝高质量方向发展。中央政府应对托育服务的服务对象、服务规范、从业要求、场地设施、监管机制等方面做出明确制度安排,确保各项法律法规落实到位;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具体的托育服务财政安排、监督措施与奖惩机制等,为有能力提供托育服务的组织与个人提供制度支持,敦促托育服务行业增强自律意识,逐步净化托育服务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各地应着力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托育服务示范机构,率先满足急需婴幼儿照料支持的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

三是推动托育服务供给项目朝 “保教一体化”方向发展。政府应从制度层面将婴幼儿保育与教育工作进行统筹,鼓励有场地、师资条件的幼儿园开办托班,面向低龄婴幼儿开放。其中,教育部门应加快研制科学化的婴幼儿保教课程规范,鼓励大中专院校培养婴幼儿护理、医疗与教育等专业的人才,支持院校与托育服务机构间建立实训基地,为相关专业学生提供更多实习机会;人社部门应明确托育服务从业规范,严格落实职业资格考核工作,建立职业资格定期审核与培训进修制度,加强职业道德与安全教育。托育服务机构应通过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体系与职业晋升机制,增加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潜力。

四是推动托育服务供给性质朝普惠化方向发展。政府应将托育服务定位为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将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经费列入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事业经费当中;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有专业资质的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社区托育点、非营利性托育服务机构,给予其场地、租金、补贴等方面的政策优惠;通过政策或资金倾斜,鼓励企事业单位向职工提供福利性质的托育服务;向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育儿补贴或减免其部分税收,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五是推动托育服务供给方式朝社区化方向发展。发展规范化的社区托育点应提供配套的硬件设施,例如,在新建居住区中合理规划并建设托育服务区域及设施,或者在已建成居住区中对社区服务中心、公共活动空间进行整合改造;配备综合能力较强、富有责任心的保教人员,可以充分吸纳社区中具有教育、医疗卫生等专业背景的退休人员进入保教人员队伍;鼓励社区托育点提供全日制、半日制或计时制等形式灵活多样的服务,充分满足家庭的个性化需求。此外,学界与决策实践部门应积极探索并论证“家庭互助式社区托育服务”“社区托育与养老相结合”等新型服务模式的可行性,总结并推广各地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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